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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耳不闻窗外事”真能读好书吗******

　　近来，外地某中学在高一年级的寒假通知书中，希望家长“教育孩子淡化甚至摒弃春节意识、假期意识”，言下之意，是希望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学习，埋头苦读。此事引发网友热议。在中小学课程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习方式真能把书读好吗？中小学寒假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文科老师说

　　光埋头啃书本写不好高考作文

　　北京丰台二中语文特级教师 陈维贤

　　随着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的深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在刷题中”的做法越来越难以应对高考，更不利于学科素养的提升。近几年，有些名校高考成绩退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下高考无论是考查内容还是考查方式都和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直面时代热点，引导课堂教学与日常学习有意识地关注现实热点和生活生产实践。新课程和新高考改革要求必须全面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学习内容和考查要点不再仅仅是知识，考查方式突出情境运用，体现了综合性、情境化特点。例如，2022年新高考Ⅰ卷有这样一道语文信息阅读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现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黄金准则。请结合材料对这一现象加以分析。”北京卷的微写作题目是：替校学生会“悦读会”拟一则招新启事，或者请考生选择一个核酸检测点，依据其环境特点设计两米间隔线标志，并写出设计理由。这些考题联系现实生活，创设各种情境，涉及面广，都突出了运用考查。

　　我们再看近几年的高考大作文题。2022年全国卷高考作文题的情境、背景材料涉及围棋技艺里的传统文化，“建团百年”奋发有为的人物，整本书阅读《红楼梦》“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双奥之城展示的体育荣光、国力发展、个人进步等，都引导学生以语文的方式关注时代热点，注重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另一作文题“世界青年与社会发展论坛”邀请你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参会，发表以“携手同一世界，青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中文演讲……如此这般，光埋头啃书本的学生往往无话可说或者只能写些空话套话。

　　新时代高考改革有三个转变：由考试评价工具到全面育人载体的转变，由“解题”到“解决问题”的转变，由“以纲定考”到“考教衔接”的转变。关注现实生活，多读多思，能为更好地学习和应对考试打下坚实的基础。

　　面对课程学习和考试要求的变革，寒假里，同学们除掌握课本内容外，还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扩大视野，关注现实生活尤其时代热点，注重传统文化，并打通生活和自我、课本和生活、高考和现实之间的联系。二是广泛阅读，积累素材，提升思想，提高思维能力。只有广泛阅读才能提高思想认知水平和思考深度。三是注重运用，由课本知识、方法、理论等向时代热点、文化生活、课外阅读等方方面面延展。学习课本知识要关联现实生活，通过了解时事加强思考、提升思想。关注现实要运用课本原理、知识和方法，进而在运用中夯实基础，提高关键能力。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新时代中学生理应摒弃功利化学习，以学科思维方式关注现实生活、时代热点，多读多思。

　　理科老师说

　　缺乏实际生活难以打开解题思路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年级组长、生物教师 甄兆敏

　　又到了放寒假的时候。有的学校和老师提出要淡化假期意识、增强学习意识、弯道超车等一系列要求。如此一来，假期里，学生们只是将学习的地点转移到了家里。这样的学习方式真的对吗？

　　30多年前，我学生时代的放假就是放假。薄薄的一本“寒假/暑假作业”，每天很轻松地完成作业。然后，小伙伴们就是漫山遍野地傻玩儿或者跟着家长一起干农活儿。那个时候，真的很享受假期。现在想来，学生时代的我似乎是少学了很多知识，但是，我并没有丧失对知识的渴求和探索世界的欲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些活动中也得到了很大锻炼。

　　也许有人说，轻松学习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怎么在高考中得到高分。那好，我们就从高考说起。

　　在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做好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到，2022年高考命题要优化试题呈现方式，引导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从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至今，高考题经历了几十年的进化，现在已经越来越能考查学生的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了。2021年北京生物等级考试题中有一个关于“智能胰岛素”的题目：它能够在血糖水平高的时候提升降血糖的能力，在血糖水平低的时候降低降血糖的能力……这个题完全超出了以往的套路，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也就是说靠“刷题”记忆解题套路是行不通的。要想应对高考，需要全面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素养。在书本中学到的知识往往是高度模式化的，而实际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把学习只局限于教材中，必然难以面对多种多样的实际问题，需要学生走入实际生活。

　　例如，假期里学着做个菜。学生首先得确定自己要做什么菜，然后思考向谁去请教，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在做菜之前得学会哪些技能。做好菜之后，学生得接受评价。得到评价和反馈之后，后面如何改进。这也是现在高考想要引导学生探究的过程，即发现问题、查找资料和实地调查，然后解决问题，最后在实践中验证解决问题的成果。

　　那么，学生在寒假里应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休息和娱乐。休息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人要学会休息和娱乐，而且休息和娱乐有其积极意义。在休息和娱乐的过程中恢复良好的身心状态，做好进一步学习的准备，这对于以后的学习和生活非常重要。

　　第二，做好全面发展的规划。学校中的学习毕竟很难满足学生各方面的需求，在这个假期里，读几本平时没有时间读的书，学习一些平时没有时间学的技能，了解一下社区的历史或者家族的历史，学做几个菜，做些社会实践活动，干些家务活儿，提高动手能力……这些都应该是假期生活的应有之义，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学生的成长是个性化的成长，是全面的成长，假期是一个学生张扬个性、全面发展的合适时间。应该允许或鼓励学生自我规划假期时间，获得个性化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用无穷无尽的作业来充斥假期，然后美其名曰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德育老师说

　　社会实践是校园学习的有益补充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德育副校长 毕姗

　　在科技文明欠发达的年代，酷暑和寒冬往往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挑战。于是，极端天气时不再赶赴校园，学生既可以在更安全的环境下休整身心，农忙时节还能帮助父母完成一些农业、手工业劳作，在实践中初步认识社会，实现个人价值。

　　随着空调、暖气的普及，天气情况对人类活动的限制越来越小，寒暑假学生的休整也开始拥有新的内涵。人们发现对青少年的成长而言，实践活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加分项，而是大大拓展学习宽度和深化成长体验的重要内容。在校的书本学习不免单调，走向社会大课堂，发现更活泼灵动的“生活之书”，发现和辨识“文字之书”在现实生活中的变形、思考其中的相似与差异，发现和体验“文字之书”之外无限丰富的世界，发现自身的兴趣……自主和实践逐渐成为假期属性，假期作为另一种方式的学习，是对书本学习的补充和深化。

　　然而，面对孩子放假时家长仍需上班无暇照管的现实，很多家长产生了焦虑。平日的学业之卷已经相当激烈，自主安排的假期如何保障孩子的成长质量？一些家长难免会有多报几个辅导班、孩子既有人管又有人教的想法。于一些老师而言，假期如何让学生巩固在校学习内容，查漏补缺，开学后更好地出发？有的老师也难免会有让学生“摈弃假期意识”、多布置点作业的想法。

　　家长和老师这样的担忧当然不无道理，帮助孩子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也是善意。但这些考虑的误区在于，他们误解了教育的目的，教育不是一场限时比赛，没有既定的终点需要去冲刺。正相反，教育在于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它的魅力在于如何引导孩子们发现和拥抱人生长跑途中的风景或荆棘，如何在不同的境遇中体验成长，获得生命的成熟与幸福。

　　因此，玩儿“疯”了、玩儿慌了怎么办？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恐怕不在“玩儿”本身，而在玩儿什么、怎么玩儿。玩儿是孩子的天性，是创造力的源泉。没有空闲时间，没有玩儿的心态，很难有突然的发现和奇妙的尝试。因此，成人绝不能违背教育规律反对孩子玩儿，而应该鼓励孩子去玩儿，带着孩子玩儿。但这种玩儿不是不管不问随孩子沉迷电子游戏，而是引领孩子从学校和家庭走向社会，从书本走向丰富的生活。

　　欣赏一场音乐剧、一次远行、参观一次博物馆，看看更大的世界；参加一次志愿活动，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价值；去爸爸妈妈上班的地方转一转，看看他们为了这个小家在怎样努力地奋斗与生活；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或问题展开一次田野调查；走进可能去的高校、研究所，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和科研能力；甚至，在安全的前提下“打一次工”，体会赚钱的不易，也享受创造价值的喜悦……校园的集体学习在假期得以补充完善，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机会和权利在更自主的时间里走向广大世界，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做一些有意义的尝试、看一些远方的风景，深入对书本学习理解的同时，发现自己、发展自己和成为自己。

　　寒假期间，也许家长不能时时陪伴，但教育不能缺席。父母们不能将自身的教育责任通过简单付费移交给辅导班，而应在持续关注和积极引导中帮助孩子学会自律，体验有意义的生活。当然，学校作为从事教育工作的专业部门，更不应有鼓励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想法，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关心社会、不关心国家、不关心他人，他们又如何传承中华民族仁爱之风，如何从小我走向大我，如何厚植家国情怀、成长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更何况，在当前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高考形势下，学生应具备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这些又岂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能实现的呢？

　　体育老师说

　　中高考对体育锻炼有高要求

　　北京汇文中学学生中心副主任兼体育教研组长 李发

　　相较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才是当代青年应有的姿态。学习如此，体育锻炼也不能忽视。为了增强学生体质，近年来中高考体育要求在不断提高，比如，未来几年中考体育成绩最多要达到70分，而体育纳入高考的呼声也此起彼伏。目前，我国39所强基计划试点的一流高校，已经率先将体育纳入高考。

　　三年来，疫情对学生体育锻炼造成了一定影响，但随着人们的工作、生活逐渐回归正轨，学校对学生体育锻炼的要求也将逐步恢复常态。在这个过渡期，学生首先要了解正确的体育锻炼知识。比如，如何控制运动强度、避免运动损伤，准备活动和拉伸运动有何必要性，什么是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结构、作息生活习惯等，这些都是学生应知应会、做好体育锻炼的基础。

　　由于寒假天气比较冷，学生可以视情况选择户外锻炼或者居家锻炼，不管哪种方式，都应该制订科学的锻炼计划。其中，应包括明确的锻炼目的、具体的练习内容、运动强度(量)、间歇时间、心率范围等。比如我们学校就要求学生在假期采用“间歇式”运动进行锻炼，包括原地高抬腿跑、收腹跳、波比跳、深蹲跳等一系列内容，提高学生的心肺功能。学生按照制订好的“组间歇”时间去完成锻炼内容，当心率恢复至120至140次/分时即开始下一组练习，长此以往，学生就会逐渐掌握制订锻炼计划的能力，根据不同的目标安排练习内容。

　　一套科学的体育锻炼方案还要关注到身体的疲劳与恢复。运动过后，人体会产生疲劳，包括身体和心理的疲劳，休息好有利于身体机能的“超量恢复”，为下一次体育锻炼做好准备；如果休息不好，下一次锻炼不仅不能有效提高运动水平，还可能造成运动伤病。因此，每天要保证至少8至9小时的睡眠时间，避免熬夜，为机体创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

　　现阶段，可能有的学生处于“阳康”阶段，对此，学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体育锻炼。在“转阴”后的一个月内，学生不要急于参与大强度运动，可以根据自身水平或需求进行低强度的体育活动，如瑜伽、徒步等，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但要注意，运动时若出现咳喘、心悸等现象应及时终止，不可急于求成，要科学恢复体质。

　　良好的习惯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人生，一旦养成，便可终身受益。体育锻炼计划一经制订，需要学生长期、稳定地执行，如果只是抱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态度，其效果会大打折扣。不难发现，当我们对某一项事物产生兴趣时，就会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中，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良好的习惯。体育锻炼亦是如此。学生可以从中获得快感、成就感，成绩的提升、动作技术的改进等都会成为坚持下去的动因。此外，体育锻炼还能塑造形体美、预防疾病等，益处很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