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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镇馆之宝丨于颖：缂丝何以成为“织中之圣”？******

　　中新社上海1月15日电题：缂丝何以成为“织中之圣”？

　　——专访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研究馆员于颖

　　作者王笈

　　缂是一种通经回纬的纺织工艺，沿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原，遂有缂丝。缂丝因织造过程耗时费工，存世精品极为稀少，堪称“寸缂寸金”，被视为“织中之圣”。丝路西来之技，入中华丝艺，于江南之地，融会丹青之美，方成《莲塘乳鸭图》之缂丝巨制。

　　中国缂丝如何到达艺术巅峰？东西方缂织工艺有无往来交流？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研究馆员于颖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缂丝为何被称为“织中之圣”？

　　于颖：缂丝织造过程耗时费工，每次穿梭只能织一点点局部，不像普通织造有一个通梭通纬的循环提花系统；缂丝织作对所用丝线的质量要求也很高。两者叠加，其成本就非常高，而且十分难得。另一方面，缂丝技法的自由度较高，在不限制织造时间的情况下，匠人自由创作时能最大限度发挥艺术潜质。经济价值与艺术价值俱高的双重性，使缂丝“织中之圣”的地位名副其实。

缂丝技艺。翟羽佳摄

　　目前在中国出土的缂丝实物最早来自唐代；据史料记载，唐末宋初，回鹘人在胡汉杂居地开始织作缂丝服饰。缂丝工艺进入中原后，官设专门织造缂丝的“克丝作”。起初缂织的缂丝图案接近装裱用的锦纹，纹样多为象征吉瑞的花鸟题材，通称“锦褾”。南、北宋过渡时期，出现了缂丝与书画相结合的创作思路，以书画为稿本创作缂丝，逐渐从图案纹样脱胎换骨至“缂丝画”。巅峰时期的缂丝画看上去与书画原稿难以区分，更有甚者栩栩如生、超越绘画。

　　作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南宋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可视作缂丝画巅峰时期的艺术标杆。这幅缂丝画的艺术风格传袭宋代院体画派，色彩雅丽，丝缕细密适宜，展现了春夏间生趣盎然的莲塘之景，富有皇家气派。朱克柔是南宋缂丝画作的代表人物，其缂丝技法追求细腻、真实，将绘画领域宋代院体工笔花鸟构图及水墨画意融会贯通到缂丝中，所缂作品令人缂绘难分，在南宋缂丝画工艺中独一无二，被后世赞为“朱缂”法。

　　中新社记者：欧洲缂织物与中国缂丝相比有何不同之处？

　　于颖：缂织组织结构简单、容易上手，在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都曾发现早期缂织物，出土过缂毛、缂棉、缂麻等不同材料的缂织实物。欧洲缂织工艺最繁盛的时期，必然要提及法国路易十四世在位期间，在皇室贵族的影响下，出现了“高布林”(Gobelins)和“博韦”(Beauvais)两家工坊，织造皇室贵族欣赏的缂织挂毯。当时的精品缂织挂毯主要用作宫殿的墙面装饰，多以油画为底稿，用色彩丰富的羊毛和蚕丝混合缂织，十分昂贵。

　　欧洲缂织物与中国缂丝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

　　纱线材质不同。欧洲缂织所用的纱线相对较粗，织物面积较大，常见的有纵3米、横5米的超大规格，一般作为宫廷殿堂的墙壁装饰，气势宏大，能够很好表达油画强烈的视觉冲击感，适合有距离的欣赏。中国缂丝因丝线本身纤细且强韧，可织作非常细腻的画面，尺幅相对较小，精工细作，即便是放在眼前欣赏也会觉得精美雅致，常见团扇、册页、立轴等书画样式。

　　织造手法不同。欧洲缂织画挂毯与中国缂丝画在织造时的主流上机方向不同，前者的织作方向与画面方向垂直，后者则是同一顺向的。

　　底稿风格不同。欧洲缂织物由几何、对称、古典主义发展而来的图案较多，讲究立体效果和色彩冲击感，以大型壁画、油画为风格对照作底稿，以宗教或宫廷生活为创作主题。中国缂丝的图案则以传统书画为主，特别是以院体画中的花鸟主题见长，也有少量人物和风景。

欧洲缂织挂毯使用。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缂织工艺有无往来交流？

　　于颖：路易十四世在位期间，欧洲盛行“中国风”，东西方在缂织领域确实存在相互影响。当时欧洲缂织用丝很贵，主要还是用精细羊毛、金属线等当地特产的高端纺织材料，在此基础上加入蚕丝线。因为丝不仅昂贵，还有漂亮的“丝光”，所缂画面会随光线变化显得柔光闪闪、优雅迷人。法国贵族很重视丝在挂毯中的使用，用丝线缂织需要突显出富丽堂皇的宫廷气质的重点部位，也有在人物、动物的点睛之处用丝，更能表现出眉目传情的逼真效果。

　　“博韦”生产的《中国皇帝的故事》主题系列挂毯，除了羊毛和金属线，也可看到丝线的痕迹。挂毯画面多半是想象出来的，绘稿之人以大量的龙为纹饰，应知道中国皇帝以龙为象征，但用的却是欧洲龙的样式；人物服饰纹饰有仙鹤等中国祥瑞纹样，帽子、仪仗伞的样式亦可看到中国元素。此系列挂毯在1690年一经推出就受到追捧，一直生产到1731年方才停止，畅销40年之久。

“博韦”缂织挂毯厂生产的《中国皇帝的故事》缂织挂毯系列之一。受访者供图

　　另一方面，欧洲缂织工艺也影响到了中国。故宫博物院有一件清宫旧藏《缂丝(毛)人物图挂毯》，原是养心殿的窗户毯，产地来源为苏州织造。这件挂毯尺幅巨大，长3.66米、宽2.67米，描绘的是岁朝时热闹欢庆的殿内场景，老者、婴孩、妇人、官人等人物多达50余位。细看整幅画面，画心为中式的宫廷人物风俗画，场景颇为写实；画心周围一并缂出小型西洋式花边纹画框，与当时法国盛行的缂织仿金漆木雕框的图案风格一致。

清宫旧藏《缂丝(毛)人物图挂毯》。

　　这件挂毯因是日常用品，乾隆皇帝曾要求新织替换，并在新织前下旨不要用“西洋有影子线法”，织作“不要西洋气”。这说明当时的苏州织造已经掌握西洋挂毯的织作方法，也有巨大的缂织木机和熟悉中西两种不同缂织技术的工匠。由于乾隆偏好中国传统风格的缂丝技法，故而苏州缂丝工匠将两种工艺进行了结合和改进，最终呈现的效果既吸收了西方艺术、又融合了东方审美，诞生了这样一件中西合璧的织物挂毯。

　　中新社记者：海外公众如何看待缂丝？

　　于颖：在漫长的古代文明史中，丝绸一直是西方人的向往所在。后人经研究，普遍认同将古时连接中西方的贸易商道称为“丝绸之路”，其实也代表了西方社会对丝绸历史价值的肯定。

　　在欧洲缂织工艺繁盛的17、18世纪，欧洲人仍不惜工本地求取中国丝织品，将丝料运回欧洲织作衣料等用品。在他们看来，缂织壁挂毯因费工费时价值很高，从中国购入的丝又是十分昂贵的纺织原材料，因此缂丝必然是非常贵重之物。他们完全能欣赏到缂丝艺术之美。

　　今天的海外文博机构也藏有不少缂丝作品，多为明清缂丝书画类，也有少量宋元缂丝画。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等都藏有几件珍稀品。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东晋顾恺之唐摹本《女史箴图》，其包首就是宋缂丝折枝牡丹图。

　　2021年，上海博物馆组织召开“全球视野下缂织艺术与技术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半数参会者为海外博物馆研究员或文物研究学者。他们克服时差连线参会，分享所在博物馆的缂织藏品，深入进行问答交流。研讨会把这些零星分散在海内外各个博物馆中的藏品和研究成果“汇拢”起来，包括早期青铜时代的缂毛织物、宋元明清传世缂丝书画作品等，供与会学者交流探讨、拓展研究。只有史料实物积累到一定体量，交流互通达到一定深度，相关领域的研究才能迸发新的火花，使学术之路更为宽广，研究更为精深，文物的价值、意义得到提升和重视。

民众在上海博物馆欣赏明清缂绣书画作品。袁欢欢摄

　　中新社记者：缂丝对当下生活有何意义？

　　于颖：欣赏古物，能够得到心灵的涤荡。

　　上海博物馆秘藏的这件南宋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非常脆弱，幸运的是它得到了近千年呵护，尤其是入藏上博后几十年的精心保护，方能在当下展出时惊艳世人，让公众欣赏到缂丝文物之美、了解背后价值的同时，也让更多非遗传承人吸收前人卓越技艺、得到更多精神鼓舞，创作出更优秀的缂丝作品。如此对于整个社会的文明提升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于颖，现任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服装设计与工程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古代染织绣服饰工艺，2013年大英博物馆访问学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出土缂织物调查、整理和工艺交流研究》课题。著有《江南染织绣》，参与《顾绣》《中国纺织通史》等书编著。2021年《丝理丹青——明清缂绣书画特展》和2022年《瑞色凝光——上海博物馆秘藏缂丝莲塘乳鸭图特展》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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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滋养******

　　作者：陈祥健（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福建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荣文（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服务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渊源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也一定会在社会治理观中得以体现，并通过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形式予以表达，用以规范秩序，成风化俗，引领风尚。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法治观念、法治原则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启迪。比如，“法”须“道”统的“道”“法”关系论，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这一首要原则，明确全面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提供了有益启迪；“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价值取向提供了历史借鉴；“观俗立法”的法治经验，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明确法治道路应当建立在自己的国情基础上提供了历史智慧；“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的治国方略，为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启示；“法与时转”“治与世宜”的社会治理观，为健全和完善适应实践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理念启迪；“法立，有犯而必施”和“难于法之必行”的治理经验，为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提供了历史依据；“得其法”与“得其人”并重，“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的法治实施思想，为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积蓄全面依法治国重要力量提供了思想基础；“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等正反两方面的强调，为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贡献了治理智慧；“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的治吏思想，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找到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提供了法律文化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思想精华，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理论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对我们先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法制思想、深厚的法律文化，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数典忘祖，而应该挖掘和传承其中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高度重视、积极倡导，而且为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树立了光辉典范。在指导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经典名句来揭示法治建设的历史底蕴、民族特色和文化血脉。比如，他用“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来宣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国策；用“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来阐释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重要意义；用“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来揭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人民意志、体现人民利益的法治理念的重要性；用“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来强调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法律的实施，在于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律正确实施，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等等。这些精彩用典，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之间的渊源关系，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鲜活的当代价值。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在融通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党领导人民进行法治探索成功实践、人类法治文明的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更为坚实，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丰润和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丰厚滋养

　　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法治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融通结合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定法律文化自信，赓续法律文化精神血脉，弘扬法律文化民族品格，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结合新时代伟大变革、伟大实践、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有益历史经验和法治智慧启迪。

　　加强基础性整理工作，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起源、发展、流变、实践，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法律思想、法律理念兼收并蓄，理顺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提炼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一脉相承的内在精神，整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丰富表达，凝练形成中华民族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文化、法律精神的独特标识。

　　全面系统地对律、令、格、式等成文法源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对判词、契约、民俗、家规家训、族规族训等司法守法行为规训中的优秀法律文化因子进行挖掘、梳理与拓展，加强对法律文化典籍、文物和历史遗迹的保护和整理，让书写在古籍里、蕴藏在文物中、凝结于遗迹处的优秀法律文化彰显出来、鲜活起来、传承下去。

　　研究总结中华传统文化之“道统”与古代中国“礼乐政刑”之“治统”的关系，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礼法”之治中的重要地位。研究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引领机制，研究总结中国古代法制的整体架构、核心内容、内在逻辑、实施效果，研究总结其成败与得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阐释、宣传上下功夫，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通结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化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当代法律理念和先进法律意识。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学古而不泥古，破法而不悖法，“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让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永续源头活水，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6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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