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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团结的力量扫除疫情阴霾”（国际社会看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措施）******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许多在华工作和生活的外国友人选择留在中国，与中国人民共克时艰。他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措施，大家生活在中国很安心。相信中国一定能够扫除疫情阴霾，取得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

　　“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意大利裔美国人马里奥·卡瓦洛已在中国工作多年，亲眼见证了中国近3年来的抗疫历程。他认为，中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断提升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护佑人民群众健康安全，“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生活在这里，我感到非常安全”。

　　哈萨克斯坦眼科医生卡培拉别科夫·萨夫留别克·萨达维奇多年来一直在黑龙江大庆眼科医院工作，接诊近20万名中国眼疾患者。“这3年来，在中国所见所闻和所经历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无数的中国医务人员、基层工作者不畏艰险、勇毅坚守，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忘我的工作状态令人感动。”卡培拉别科夫深刻感受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从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到常态化疫情防控，再到迎战德尔塔、奥密克戎，中国积极主动应对挑战，根据病毒变异的特点趋势和临床治疗的实践经验，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来自委内瑞拉的视频博主萨维德在深圳居住和工作，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中有不少关于中国抗疫的内容。近3年来，萨维德见证了中国抗疫的决心和行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投入优秀的医生、先进的设备、急需的资源，全力以赴筑牢一道道疫情防控屏障。”萨维德还受邀走访了火眼实验室，了解科技如何助力疫情防控。他说：“中国科研人员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令人敬佩。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来自孟加拉国的学者莫斯塔克·阿赫迈德·加力布现在是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跨文化交流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他依然清晰记得疫情发生之初，大家守望相助的情景。当他所居住的小区物资短缺之时，社区、学校纷纷施以援手，让他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我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团结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让中国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的做法是科学、经得住考验的”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马来西亚籍研究员蔡佩娥在广东疫情严峻时，和同事们一起奔赴一线担任志愿者。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蔡佩娥看到中国各地正进一步扩大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的供给，积极发挥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互联网医院作用，方便民众获得健康咨询、就医指导和预约诊疗等服务。她认为，中国坚持科学精准防控，主动优化调整防疫举措，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加力布表示，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疫情发生以来，中国防疫措施的每一次优化调整都充分考虑了环境变化和现实需求，为药物研发、医疗救治能力增强、全民广泛接种疫苗赢得了宝贵的窗口期。“事实证明，中国的做法是科学、经得住考验的。”

　　卡培拉别科夫表示，经过近3年的抗疫，中国医疗卫生和疾控体系经受住了考验，拥有更加有效的诊疗技术和药物，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90%，民众的健康意识和素养明显提升，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创造了条件。中国将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有助于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国在应对疫情中的巨大公共卫生投入，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学习。”在黑龙江大庆眼科医院工作的俄罗斯眼科医生热烈兹诺夫·伊戈尔·瓦列里耶维奇认为，始终尽全力护佑每一个生命，是中国抗击疫情的宗旨。面对世纪疫情，中国根据实际情况精准施策，让各项防控工作更科学、更精准、更有温度、更富成效。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进一步展现澎湃活力”

　　“今年中国经济前景更加值得期待。”萨维德说，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中国持续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各地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民众的消费热情回升，旅游业、航空业等行业出现很多积极变化。“不断优化调整防疫政策的中国，今年将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持续贡献力量。”

　　蔡佩娥表示，中国调整防疫举措，不是“躺平”，而是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相信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进一步展现澎湃活力”。

　　喀麦隆青年门杜现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他表示，中国科学研判，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中国政府保证了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和物价总体平稳。中国经济拥有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变。”

　　加力布对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他表示：“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将抗疫和疫苗列为八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中国致力于团结各方携手抗疫、共克时艰，汇聚全球抗疫合力，展现出负责任大国担当。”

　　“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正当其时。”抗疫期间，面对西方国家一些媒体对中国疫情防控工作的不公正舆论，卡瓦洛多次发表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客观看待。他表示，当前，中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中国各地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热闹的“烟火气”回来了。

　　热烈兹诺夫表示，面对疫情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从防控疫情到恢复经济社会秩序，都离不开紧密有效的全球合作。“期待各方用团结的力量扫除疫情阴霾，一起迈向美好未来。”（刘 融 屈 佩 时元皓）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推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的，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的空间重叠。”谢屹表示，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记者 张 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