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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国观察】一起向未来，中国向世界表达语态渐变******

　　中新社北京9月27日电题：一起向未来，中国向世界表达语态渐变

　　中新社记者李双南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

　　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中国传统农历立春日拉开帷幕。充满诗意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主火炬“点燃”方式，以及开幕式上诸多包含中式美学的巧思，被认为是展现了“中国人的浪漫”。

　　与14年前夏奥会“万人击缶而歌”所传达的强烈情绪相比，温婉、简约、平和是今日中国试图向世界表达的语态。

资料图：2022年2月4日晚，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中新社记者毛建军摄

　　平视中孕育更多个性

　　曾经，“感谢国家”是中国运动员赛后接受采访的“标准答案”，而近年的国际体育竞技场上，年轻的中国运动员化身为五光十色的中国“名片”，奖牌不再是唯一标识。

　　世人阅之难忘的，有无需翻译的身体语言“比心”，有颁奖仪式上浪漫动人的大胆求婚，有登台领奖时的花式发型，更有聚光灯下率真自然的个性语言。

　　“我要吃油焖大虾。”摘得东京奥运会“首金”的中国射击运动员杨倩，在赛后对母亲隔空喊出冠军的愿望。而她头戴“小黄鸭”、做了美甲在领奖台上“比心”的照片，瞬时刷爆网络。以杨倩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运动员们，在赛场内外敢于展露自我的故事，亦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自信、开放、可爱的中国。

资料图：2021年7月24日，杨倩在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颁奖仪式上。中新社记者杜洋摄

　　曾经，中国运动员的标签总是离不开内敛、谦逊等内向型字眼。如今，新一代中国青年“平视”世界时，表达自我的底气、个性被持续激活，彰显青春飞扬。

　　“努力永远不会骗人”，这是夺冠时未满18岁的单板滑雪运动员苏翊鸣的口头禅，而“不设限”则是他对未来的期许。强自我、大心脏、宽视域，是时代赋予新世代中国青年的特质。他们代表着更可感可知的中国面孔，助力世界更清晰地读懂中国。

资料图：2022年2月7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单板滑雪项目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举行，中国选手苏翊鸣夺得男子坡面障碍技巧银牌。中新社记者富田摄

　　开放中迸发更多创造

　　这十年，走红海外社交媒体的中国形象日趋多元丰富。“90后”古风美食博主李子柒正是其中的佼佼者。摘花酿酒、养蚕缫丝、烹调时蔬、手作家具……她以画面曼妙、制作精良、饱含田园烟火气的视频作品，点燃千万外国网友对乡土中国的向往。

　　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宽广，中国已深深融入世界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空间关系，成为中国对外表达方式创新的活力之源。于是，抽象的文明底蕴得以更自如地转化为具体而鲜活的个体案例，民间自发站上世界舆论场、为国“代言”的力量不断壮大。

　　2020年，中国青年画家“乌合麒麟”创作讽刺漫画《和平之师》，批判澳大利亚特种部队曾在阿富汗犯下残暴罪行，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令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恼羞成怒。“乌合麒麟”再以一幅言简意赅、细节丰富的《致莫里森》回应。

　　这是普通中国人以笔为媒、深度参与国际舆论场，并勇于进行创造性表达的一个例证。

资料图：2021年7月8日，上海，乌合麒麟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青少年创新发展论坛。中新社发陈玉宇摄

　　无论是勾勒诗与远方的李子柒，还是锐气十足的“乌合麒麟”，他们皆在中国激荡的开放大潮中顺势而为，并抓住全球媒介变革的契机，创造出现象级的传播，让世人记住了一个日益立体生动的中国。

　　兼容中交织更多共情

　　北京冬奥会令“冰墩墩”成为火遍全球的中国文化使者。憨态可掬的熊猫造型，裹上富有科技感的冰晶外壳，源自冰糖葫芦的创意理念瞬间充满生命感染力。一个“可爱中国”的形象，连通世界万众的心扉。

　　“冰墩墩”的风靡，并非偶然为之的“灵光一闪”，而是凝聚着设计者对中国如何面向世界表达的深思。“冰墩墩”设计团队负责人曹雪认为，讲好中国故事，既要读懂自己，又要读懂世界。其实，两个“读懂”，正是“冰墩墩”成功的共情密码：读懂自己，便能灵活调用中国文化元素；而读懂世界，则能理解一个包容、善意、温暖的吉祥物形象，才是当下因疫情而愈显分裂的世界之所需。

资料图：2月20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花样滑冰表演滑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日本选手羽生结弦与“冰墩墩”互动。中新社记者毛建军摄

　　这十年，中国走向世界的心路历程可概括为从“我”到“我们”。走过竭力向世界证“我”的阶段，中国更加注重在共同体中观照自身、理解他者、共织“我们”。

　　由是，中国与世界的共情便交织展开。冬奥会开幕式上，由各国“小雪花”汇聚而成的人类“大雪花”，象征着和而不同的共同体；来自中国大山里的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演唱希腊语会歌，地球村天涯共此时。中美运动员互换礼物、中日运动员同框“比心”……一幕幕超越国界的亲切互动，释出中国和合文明观的善意，串联起人类“更团结”的未来。(完)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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