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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如磐 笃行致远 新时代首都法治公安建设扬帆前行******

　　“马上办、掌上办、一站办”，轻微交通事故接警、定责、理赔“一体化”远程处理新模式，让群众少等待、少跑路，让处理更规范、更高效；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律师远程视频会见，从局部到全市各区全覆盖、从本区会见到跨区跨级，有力保障律师、当事人合法权益；进一步拓宽涉案财物存储渠道，强化公安与行政机关执法联动协作，创建行刑衔接涉案财物“公物仓”存储协作机制，为规范执法提供有力保障......第二批首都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十大示范项目”一个个具有特色的实践经验“小缩影”背后，都蕴含着凝聚建设更高水平首都法治公安的“大能量”。

　　平安法治，使命护航。2022年，首都公安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要求，勇于担当、敢于亮剑、善于作为，以法治方式维护公平正义，以法治手段勾勒质感民生愿景，以法治精神引领更高质量发展，在一步一个脚印的生动实践中，镌刻下“2022首都法治公安奋斗印记”。

　　重引领·把稳方向之舵

　　始终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坚持法治引领，强化超前谋划，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牵头抓总谋在前。坚决扛实执法政治责任，统筹谋划执法规范化建设，搭建首都法治公安“1+5”目标体系，健全整体联动、上下贯通的法治服务保障机制，推进固本、示范、提质、融心、聚力“五大工程”，打造“冬奥执法办案警务”，完善“六大执法保障机制”，充分发挥两级执法监督管理委员会“抓总议要”作用，将法治保障融入中心工作全领域、各环节。牵引示范走在前。牢牢抓住“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这个关键，在全国率先制定提质增效工作意见及“十项措施”，创新提出“执法总部基地”新定位，推动案件集中办、专业办、快速办，健全合成作战常态保障和突发重大案件快速响应机制，不断拓展“一站式”办案支撑，全力打造执法规范化新生态“北京样本”。牵动改革冲在前。按照“市局主责，分局主战，派出所主防”改革思路，牵动14个业务警种以实战化为导向，编制三级权责清单，厘清专业警种与派出所案件管辖权责界限，重塑打击治理架构，构建全时响应、全域支撑、全线贯通的一体化作战新格局，着力提升警务运行效能。

　　强保障˙担牢护航之责

　　始终以服务中心大局为主责，及时提供专业、精准、高效法律指导和法治保障，全力维护首都安全稳定。制度供给重在“主动、专业”。立足首都维稳新形势、社会治理新要求，围绕基层所急、群众所盼，及时出台重大案事件处置、醉驾案件办理等一批法律适用意见，分类制定打击涉危险化学品、“裸聊”类违法犯罪等执法实战系列指引，并编发指导案例，为一线执法提供依据。办案机制要在“高效、协同”。持续深化侦审一体化改革，健全智慧案审“四大体系十四项机制”，推进刑事行政案件“双快办”，拓宽刑事案件认罪认罚“48小时速裁”适用范围，与市检察院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建立市、区两级法院、政府复议部门重点案件会商分析机制，全面提升执法质效。专项攻坚成在“靠前、精准”。坚持关口前移，加强指导服务，对重大复杂案事件强化同步上案、全程盯办、审核把关，依法高效处置一批社会关切、舆情关注的案件，全力为“百日行动”、社会面“七大攻坚战”等专项行动提供精准法治保障,确保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抓规范˙增强执行之效

　　始终以深化执法监督管理机制改革为动力，健全完善流程化、常态化执法管理新模式。织密监督管理“经纬网”。巩固深化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坚持三级案管机构每日网上巡查通报，建立各业务系统每季度两级案件评查制度，推进警种案管组建设，先后开展受立案评查、涉案财物专项清理等督导检查工作，及时跟进问题整改，持续推动规范执法水平长效提升。用好执法考评“指挥棒”。坚持“大考评”理念，以“考精、考准、考实”为目标，紧扣中心工作，牵动15个部门警种，创新搭建战时安保专项考评体系，提取“强打击”“严整治”“重防控”三大类23项核心指标，常态化、多维度考核通报突出问题，客观评估执法状况，精准调整打防管治工作指向，全力护航安保工作。拧紧涉案财物“安全阀”。构建“法制部门牵动、职能部门协同、业务警种推进、属地分局落实”的涉案财物一体化管理机制，全国首创行刑衔接案件涉案财物“公物仓”，依托派驻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检察室推出涉案财物管理“公检协作首都模式”，组织开展涉案财物应上账未上账、应处置未处置“双清”治理，百万余件涉案物品“案结物清”。

海淀区政务服务中心

　　优服务˙恪守为民之本

　　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探索创新，全面服务高质量发展。放管服改革“顺民意”。紧盯群众难点痛点堵点，推出44项利企便民服务举措，126项事项实现“一窗通办”，健全京津冀三地公安机关“放管服”改革联席会议机制，新增9项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同事同标”事项，不断优化办事效率，努力做到放得更活、管得更好、服务更优。信访攻坚“解民忧”。学习贯彻《信访工作条例》，综合运用领导接访、提级办理、挂牌督办、考核追责等多种措施，全面筑牢信访工作业务规范化基础。接诉即办“暖民心”。紧扣“降量提率”目标，不断严密派单响应、协同推进、高效解决、核查反馈、效能考核工作闭环，建立“每月一题”和“两级挂牌督办”机制，从“闻风而动、接诉即办”到“向前一步、未诉先办”，再到“专题治理、标本兼治”，用接诉即办赢得民心办出实效。全局全年派单总量同比下降20%，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同比分别提升5.3%、9.7%、8.2%。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民警办理嫌疑人物品暂存

　　夯基础˙激发奋进之力

　　始终以强化基础要素保障为重点，坚持综合施策、赋能增效，确保措施落实、效果落地。深化执法实战练兵。全面推行“精准滴灌”清单式培训，深化“法治练兵场”“同堂培训”“从警引路人”案审专业人才实战培训等品牌，举办“智慧执法创新应用挑战赛”、执法微视频评选，编写系列培训教材，分级分类开展常态化培训练兵，受训民警达10余万人次。深化智能办案应用。完善政法办案网上协同，创新推行跨区跨级律师远程视频会见，拓展多元“非接触式”远程办案模式，并构建执法办案数据分析模型，定向分析突出违法犯罪打击处理情况，精准指导一线打防。今年以来，共远程提讯1.5万余人次、远程案件审核3.5万余起，远程律师会见2.4万余人次。深化法治文化建设。扎实推进“八五”普法，组织开展“迎接二十大 送法进万家”法治宣传，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重点群体，广泛宣传防范电信诈骗、反恐防恐、交通安全等法律法规，有效提升普法实效。市公安局代表队在北京市宪法知识竞赛中荣获一等奖及优秀组织奖，充分展示首都公安民警扎实过硬的法治素养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谱写首都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奋进之年。北京市公安局将坚定不移的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认识和把握推进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建设的目标要求，乘势而上、行而不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畏至难而求至远”，以敢拼、敢闯、敢超，用实干、实绩、实效，在更高起点上不断续写首都法治公安新的时代华章！（陈畅）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来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