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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解码中国式现代化******
中新社北京12月18日电 题：解码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孙晓波 佟西中
中共二十大报告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下一阶段中心任务，并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受访学者认为，中共以此表明将走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拓展了现代化新路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根据目前学界较流行的观点，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发展变迁过程。以现代化创造出远远超越传统社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所在。
具体到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这是中国实际情况与现代化普遍规律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找到的一条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路径同时也是目标。
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被学界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五个重要特征”。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据2022年相关人口资料，中国人口(约14.13亿)约占世界总人口18%，大致相当于10个俄罗斯(1.45亿)，3个欧盟(4.468亿)，4个美国(3.32亿)。
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未有如此巨大人口体量的国家进入现代化。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不超过30个，总人口不超过10亿人。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委员张连起说，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要整体迈进现代化，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2022年10月1日，民众在上海外滩滨江步道上一边跑步、一边挥舞国旗，欢度国庆假期。殷立勤 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重要特征。富裕是各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共同富裕必然是内在特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他说，相比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明显，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
分析认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特征，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
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多颇章乡嘎东团结新村易地搬迁安置点，技术人员为从海拔4300多米搬迁下来的群众检查夜间照明设施。宋卫星 摄中国式现代化还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竹立家表示，对比西方一些国家依靠侵略、殖民、掠夺、剥削积累的原始资本实现现代化，中国选择的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世界历史表明，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走的是暴力掠夺殖民地的道路，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
北京长安街沿线2022国庆主题诸花坛中的“命运共同体”花坛，以地球、和平鸽、飘带为主景，寓意深化全球发展合作，共创共享和平繁荣美好未来。赵文宇 摄此外，中国式现代化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竹立家看来，这些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的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9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所长王虎学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两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基本特质的规定”。他说，从价值导向看，也是人民至上、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张连起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形成了系统协调的现代文明新形态。
他说，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现代化所遵循的生产力发展单纯服从于资本的逻辑，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在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看来，二十大报告相关内容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
叶小文指出，长久以来，因占据现代化发展早期红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了现代化话语权，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甚至认为现代化只能在西方文化土壤中发生。他说，“中国共产党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逻辑的超越，重写了世界现代化理论。”
一以贯之的现代化追求
回顾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寻路现代化就是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起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后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到现在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贺新元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已经越来越丰富，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贺新元看来，这一论断是路径和目标的合二为一，将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融为了一体。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后发者的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一路追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跃升，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
2021年7月1日，即中共建党百年之际，中共正式宣告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二十大开始，中心任务变成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21年7月，即将毕业的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以建党百年庆祝大会景观为背景拍照留念。陈晓根 摄王虎学向记者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且是唯一正确的必由之路，“这是在不断的探索、实践、斗争、革命、建设过程中一步步走出来的，是经过实践检验，且走得通的”。
竹立家表示，从现代化的理论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理论是需要实践支撑，并由实践检验。中国已经用发展事实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行之有效的。
在鄢一龙看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者实际上是一体的，但内涵角度各有侧重，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路径。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使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路径。“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强国某种意义上可以画等号，现代化强国建成之日就是民族复兴之时。”他说。
那么，如何完成中心任务，实现百年奋斗目标，达成历史使命？二十大报告也给出了明确答案。
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选择
纵观人类发展史和现代化历程，人类社会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具有多样性。分析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也不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游客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游玩。蒋启明 摄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在发展路径上区别明显。习近平曾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表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陶文昭表示，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理论也是如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打破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迷信，开辟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现代化本身定义就是开放的，没有标准化的现代化模式。在王虎学看来，现代化代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怎么实现现代化，道路千条万条。他说，在现代化之路上，过去西方走在前面，所以话语被西方垄断，一度有人以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但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新路。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说：“北京以高层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表明中国要光明正大、毫不含蓄地选择自己的路径。”
鄢一龙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属于中国，同样属于世界，它开辟了非西方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新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拓展了现代化新路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完)
民众在重庆广阳岛一处露营地搭起帐篷，享受夏日傍晚的惬意。何蓬磊 摄东西问·中外对话|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为何重要？ ****** 2022年，刚刚完成联邦政府换届的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开始担任七国集团(G7)主席国。在政坛完成新老交替后，人们对中德关系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为何中欧之间保持对话合作、互学互鉴始终具有重要意义？欧盟对华关系的“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为何亟待商榷？ 针对上述问题，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独家对话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前副议长、德国“中国之桥”协会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Dr. Hans-Peter Friedrich)。 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表示，无论德国内政如何变化，他对德中关系保持延续性感到乐观。他指出，面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各国政府应当携手合作，中国和欧洲构成一条全球发展和稳定之轴，双方需要紧密携手、并肩前行。他认为，德国人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并勇于开启新的项目。 针对欧盟“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的对华关系定位，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无疑是重要的伙伴，而竞争则主要是指双方企业之间的竞争、而非国与国的竞争。针对“制度对手”的提法，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都没有意愿改变自身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欧洲人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各方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对于中德关系，人们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 弗里德里希：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在经济和技术层面是一个重要的伙伴，在政治层面同样如此。而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德国也是其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伙伴。正因如此，双方的关系必须具有延续性。 无论内政格局如何变化，德中之间如此重要的一系列伙伴关系都必须得到呵护。在这一方面我也感到十分乐观。德国现在有了新一届联邦政府，我预计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德国总理府的优先事项。 奥拉夫·朔尔茨是我们德国的新一任总理。他曾担任汉堡市市长。早在汉堡市长任内，他就为促进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做了很多工作。我预计，在就任德国总理一职后，奥拉夫·朔尔茨仍将继续这项工作。他的政策与前任总理默克尔存在延续性。  2021年12月8日，德国新任总理朔尔茨及新政府内阁全体成员在柏林的德国联邦议院宣誓就职。图为朔尔茨宣誓就职。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彭大伟：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这一点为何如此重要？ 弗里德里希：首先，我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涉及到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要使得我们的星球免于“过载”，例如在环保、气候、卫生等议题上，所有国家就都必须共同承担责任、携手合作。 我们正处在新冠大流行当中，对此有切身感受。此外消除饥饿也是重要的议题。在上述议题上，全球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合作，欧洲和中国当然在这其中也承担特殊的责任。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广袤的欧亚大陆上，我相信中国到欧洲构成一条发展之轴和稳定之轴。这条轴具有关键意义，因此德国和中国之间需要紧密地并肩前行。 彭大伟：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希望改善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数字化等方面的表现。这会否开启新的对华合作空间？ 弗里德里希：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政界面临的两项突出挑战，也是经济界和全体企业面临的一项重大的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必须在未来10到30年内完成。因此，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人的日程表上最优先的议题。 德国和中国刚好在上述领域拥有非常多的合作可能性。对两国企业而言，上述领域也是举足轻重的，氢能的利用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其它很多具体领域我们两国未来也肯定会有合作。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6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政府卸任仪式上将任期结束通知，正式交给担任了德国总理16年之久的默克尔。彭大伟：默克尔在卸任总理前接受的最后一次专访中表示，“德国和欧盟应该延续同中国的合作，并且双方都能够从对方身上学到东西”。您认为双方分别可以从对方身上学到什么？ 弗里德里希：总体而言，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德国在很多领域对革新、对新技术发展都过度谨慎，而中国人则首先看到其中的机遇，其次才去关注风险——德国的态度刚好相反。 我想德国人可以向中国人学习的是，如果能够勇于开启新的项目，并在一些地方不尽如人意、甚至暂时遭遇失败时坦然面对，同时专注于机遇，这将是很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向中国学习的、十分重要的一点。至于中国人能够向我们学习什么，这得由您来解答。 彭大伟：我能想到的是氢能等绿色清洁能源和技术，以及其它更多的领域——可能用“合作”比“学习”更贴切。 彭大伟：您对欧盟提出的对华关系“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有何看法？这种“三分法”是否会导致不同体制之间的对抗甚至摊牌？ 弗里德里希：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就能找到您所提到的“三分法”。但当人们仔细看这些概念时会发现，“伙伴”是明确无误的，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全球各国政府采取合作才能使我们成功战胜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竞争”这一层面，“竞争”与其说是指中国与欧盟、中国与德国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更多地是指企业间的竞争——德国企业、荷兰企业、法国企业、捷克企业、中国企业……企业之间存在竞争。 至于“制度对手”这一提法，我必须坦诚地说，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因为经过仔细思考后，我并不觉得欧盟有意愿改变其自身的政治制度，我同样也不认为中国有改变其自身政治制度的意愿。 在这一意义上，“制度对手”的问题实际上仅涉及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竞争，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为欧洲人，我们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我们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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